到了９月，学校运动进入尾声，我们４００多位毕业生中有数人被打成右派，我班班长就是其中之一（他是“调干生”、老党员，参加过延安整风，时任校党委委员）９月初开始统一分配，市政府有政策，优秀运动员不外流，由此我被分配至华东化工学校任外语助教（当时百分之９０以上的同学都分配至外省市）。

   象棋又让我留在了上海，我能不爱象棋吗？我以上海市冠军的身份参加了１９５７年（第二届、上海）和１９５８年（第三届、广州、）的第二、第三届全国个人象棋赛，均获第六名，跻身国手行列。自广州返沪后并未返校而直接参加了上海“迎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三棋集训队”，任队长（编制１２人），１９５９年５月我又获上海市象棋赛冠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是何顺安还是我去参加全运会象棋赛呢？因每项棋参赛名额只１名。领导考虑再三后找我谈心，言下之意是我有深造国际象棋的优越条件（象棋功底和俄语），希望我改下国际象棋，快速提高而去参赛。遗憾的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终究难成气候，在全运会赛事上我仅获第９名。

    返沪后领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市体委决定成立三棋专业队，属上海体院运动系，仅６名编制，象棋、国际象棋、围棋二名。这就是说下棋对我来说已不仅是个人爱好，而是与祖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事业了。记得鲁迅曾说：如果个人的爱好特长能和仗以养家活口的工作、职业结合起来那真是人生乐事（原意）。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，愿终身以象棋为事业。就这样我由教育界转入了体育界，成了一名真正的专业棋手了，但当时是专攻国际象棋。

    全运会上仅获第９，心中未免有些歉意，失败乃成功之母，所以在我毕生的棋艺生涯中，以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最为用功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我终于在１９６０年的全国国际象棋个人赛中荣获冠军。此后又获１９６２年全国冠军、１９６４年全国亚军、１９６６年全国亚军，并于１９６４年出访前苏联。
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些年来我并未远离象棋，当时全国赛是三棋亲如兄弟，同时同在一个赛地举行，象棋界的老棋友仍时有重逢，闲时仍有把酒言欢的机会。平时双边互访的机会也不少，在上海，每逢节假日应各文化馆和工厂之邀也客串作大象棋表演和车论战，真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感。总的来说这近１０年来我心情舒畅，事业有成，感到很幸福。在此特别再补充一点，文革前的专业运动员是十分幸运的。党和政府十分关怀运动员的身体健康，每人每月享受伙食补贴，棋队每天１．６元，自交费每天０．３元。副食品享受特种供应待遇。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保证了专业运动员的营养健康。

    １９６６年６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在上海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围棋元老顾水如老先生，其后是《围棋月刊》编辑曹钧石老先生，７５岁的顾老曾是段祺瑞门下的清客，６１岁的曹老性情刚烈直爽，是经常无意间得罪某副社长的不敬之徒。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，第三个不幸之徒会是谁呢？其实当时棋社内有这样那样所谓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，真是人人自危啊！

    谁知第三个受批之人竟是在下本人。８月间的某一个星期一，上午上班时一进大厅，突然见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，什么徐某人是“棋社宣扬封资修的罪魁祸首”、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社会基础”，更有甚者，责问我与苏联棋手交谈些什么（因当时我充当棋手间交谈的临时翻译）。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步了曾钧石的后尘了。少不更事的造反派责令我靠边检查，且封我为“牛鬼蛇神队长”。每天上午带领顾曹两人扫大花园，下午写检查。当时我虽感委屈，但也清楚地知道，这些莫名其妙之罪是难加我身的，很快会雨过天晴的。果然三个月后，在斗争的大方向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气候下”，我迅速被恢复名誉，又成了革命群众了。好得很，我既不是保皇派又不是造反派，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，这正符合我的个性、我的所求。这一事件也使我第一次去认真地感受人生百态。

    古今中外的书籍我虽阅读了不少，但只能记其事而不能会其意，更不能举一反三，我虽在而立之年，但涉世尚浅，尽管这一事件让我体会到社会丑恶的一面，但我相信人间仍有真善美。又是象棋带领着我去感受了人间的真诚、善良、友爱，带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和自信。成了逍遥派后无所事事，我一头钻进了我的“最爱”——上海的象棋圈内，放下大国手的臭架子去直面人生。

    在靠近淮海中路边上的柳林路上有一个小茶馆兼老虎灶。当时各行各业的业余高手均云集至此，徐大庆、徐和良、龚一苇、韩文荣等均是常客。我得知此讯后就去造访，受到棋友们热烈的欢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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