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此以后，董其亮更是棋名大振。
 
　　后来，董老深刻检讨自己同李武尚叫阵赛棋有不当之处，他说：“挂这么大的彩金，实质上是一种罔顾法纪的赌博行为，当时1951年虽然人民政府还来不及制订完善的法律，棋坛下彩也习以为常，但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，特别是国家干部(董老当时是国营企业的技术人员)，应当自觉认识到所犯下的原则性错误。”他说：“从那场棋赛以后，自己时刻警惕不但大彩不挂，连小彩也务必禁止。”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董老严于律己不怠。
 
　　记者问，当今对弈挂彩已是客观现实，这问题您怎么看？
 
　　董老回答：“‘赌’似可分三个层次，英语里‘gambling’是赌博，‘bets’是赌注，‘stakes’是注金。我不赞成gambling、bets，而认为stakes似乎还有人持不同观点，比如西方国家的某些俱乐部，假定门票是10美金，一杯咖啡10美金，吃一顿饭40美金，加起来是60美金，翻一番是120美金，如果stakes不超过120美金，在西方往往是允许的，就不算赌博。”
 
　　董老还指出国内的不同观点：“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北京有个下围棋的前辈叫金亚贤，是老中医，胡子长长的白白的，蛮体面的，但他却认为‘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？’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彻底解决。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，董老还举出几个例子，现在的棋，彩不是棋手自己下的，是人家拿出钱让棋手去争，这是打比赛；如果底下俩人下棋，什么都不带，就下着玩，质量就不会太高，所以，“下棋不挂彩怎么进步！”为了说明这个观点，董老还举了几个例子：“家庭里，夫妻儿女之间打麻将都挂一些彩，这是国情；在国外，挂彩的现象更普遍，如在缅甸，一人说中午之前下雨，一人说不会，得，打赌吧，以12点为线，说好多少钱，就打上了；在欧洲下棋挂彩是很普遍的：你说A赢，我说B赢，就打赌，说好多少钱，这能提高兴趣，也是生活中的娱乐……当然，农村推牌九呀什么的是gambling，把房子、地、老婆都输掉了，这是大赌，应该禁止，严重者还要罚款、坐班房。”
 
　　董老说，gambling、bets和stakes的界限怎么划分，如何区别对待，应当加以研究，有个说法，以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。
 
　　积极从事棋牌活动   成为特级国际裁判
 
　　董齐亮1957年获得过北京市象棋冠军，后曾多次代表北京参加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；1960年，“旷世棋王”胡荣华获得他首个全国个人冠军，正呈上升势头，但在团体赛中却被董齐亮击败，后来，胡荣华有一次向外宾介绍董齐亮时说：“在全国比赛中，董先生是惟一赢过我棋的人。”董老的棋力可想而知。
 
　　下棋为董老赢得的是棋名的一半，他棋名的另一半来自他的裁判经历。
 
　　董齐亮是中国四大特级国际裁判员之一。据《中国象棋年鉴》1990年版记载：另三位是陈松顺、刘国斌和季本涵。
 
　　董老参与象棋裁判工作，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。当时，国家体委准备纳入棋类项目，但要有人做比赛程序、比赛规则等前期的筹备工作，这些人既要有文化，又得是内行，这样，董老与五六十年代的著名象棋理论家张雄飞等被抽调出来搞《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由于象棋人口众多，分布广泛，特别是南方与北方存在较大差异，如“打几还几”、“长将”、“长捉”、“长拦”等，为避免比赛时出现矛盾、争执，他们多次听取北方棋手的意见，尽可能地缩小分歧，经过紧张劳动，新中国首个《象棋竞赛规则》出台并在首届全国象棋大赛上应用。
 
　　从首届全运会象棋比赛担任副裁判长(裁判长为谢侠逊)起，董齐亮在“文革”前、“文革”后多次担任全国象棋赛的裁判长。他熟悉棋规，执法公正，有权威，有威信，多次化解桌上纠纷。
 
　　董齐亮原来一直是中国象棋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亚洲象棋协会学务委员和裁判委员。
 
　　利用业余时间做推广普及工作，是董老象棋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 
　　北京市少年宫1956年开办象棋班，张雄飞教了一年因故离开，离开之前推荐董齐亮任教。董齐亮在少年宫教了十年棋，直到“文革”开始，少年宫停课。十年间，董老教出了许多学生，有些学生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。
 
　　1977年，董齐亮与杨官麟、胡荣华组团出访菲律宾、香港和澳门，当地媒体原拟给他冠以“象棋理论家”身份，但他说他只写过几篇棋评，不敢称家，但最后他还是被冠以“著名棋评家”名分出现在当地报刊上。其实，“著名棋评家”对于董老名副其实：他从20世纪四十年代即在上海《象棋界》撰写文章，五六十年代更是在北京日报、北京晚报、新民晚报、中国体育报等报刊上评注棋局，报道棋讯。
 
　　正如董齐亮的棋名由棋手和裁判两部分组成一样，说董齐亮的棋而不说他的桥牌同样有失完全。董老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即学会了桥牌，五十年代与象棋名家屠景明搭档曾数次夺取奖牌。“文革”过后，作为桥牌先驱，他受邀在中央电视台开设桥牌课程，在大学讲授桥牌，在各类比赛中获得许多冠亚军。
 
　　董老身上有许多故事，像十年前在温州平阳与蒋川(北京中加象棋队队员，象棋大师)的交往，像他写《怎样防避漏着》(与人合著)的经过，像他与中央高层领导以及海外华人下棋、打牌的故事，等等，都使他的人生充满棋趣与牌趣，色彩缤纷，斑斓灿烂。
 
　　采访结束的时候，记者问：“您是局级干部，是您所辖部门的部长、书记，可谓仕途坦坦，——您的棋牌特长在您的晋升中起作用了吗？”
 
　　董老说：“没有，没起直接的作用。”
 
　　记者又问：“您这辈子没吃上棋牌这碗饭，遗憾吗？
 
　　董老说：“不遗憾，”接着他又引发了一通议论：“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，三棋和桥牌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进步，在国际国内起到别的项目所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。但还应看到，棋牌竞赛、棋牌文化是要通过专业水平的提高来为经济为政治服务的，因此，一切从事棋桥牌工作的专业人员，也包括业余爱好者，都应该正确认识，积极作为，有人说‘下棋多好，不用上班，收入不少，公费旅游，还拿报酬’，对此胸无大志、不作为的人，我管这叫真正的误入‘棋’途，是很可悲的。我自己在过去的棋牌生涯中，总是努力把握住、处理好这个问题。而今已步入高龄老人行列，我还抱着‘小车不倒只管推’的精神，但客观条件一是有‘小车’，二是需要去推。主观条件上要量力而行，推车要慢些，推的要稳些，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，不能给别人添乱。”
 
　　最后，董老对有人把他说成是“棋坛隐者”作了解释，他引用唐朝刘禹锡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”、宋朝司马光“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还似无情”以及清朝纳兰性德“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而今真个不多情”等诗句，来表达他的真实情怀，他对记者说：“不知妥否，能为棋友谅解否？”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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